這個片段將神宗與整個體制的沖突表現(xiàn)得相當清楚。這個意欲“做快意事”的有志天子在他登上皇位之時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理想、宏圖大志和實現(xiàn)手段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要想做“快意事”，必須拋開一切制衡和監(jiān)督，獲得乾綱獨斷的無上皇權。想獲得這樣的皇權，等于是要摧毀北宋建國以來形成的政治架構。

　　我們不能不驚異于神宗本人出色的權謀手腕。他所有的行動，在開始之初總是響應著當時最具呼聲的“公意”。繼位之初整個士大夫階層中都充斥著改革變法的呼聲時，神宗因勢利導開始了變法。而主導變法的人選和路徑，卻選擇的是爭議最大，動作和阻力也最大的王安石。當世人的目光和爭論還集中在王安石和變法具體措施之上，神宗已經不聲不響的在臺面下對原有體制進行解構。以變法為名義，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之下，神宗一次次在程序上繞過原來無法繞過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最后，當決策和行政大權集中在神宗自己和王安石手上的時候，再借勢逼王安石罷相，從而順理成章的接收了所有最高決策和行政權力。同時，再借助當時士大夫風行的對官職體系“紊亂”的批評和對漢唐顯得規(guī)整的制度的憧憬，順著輿論趁熱打鐵一手策劃了“元豐改制”，在恢復前朝（唐）規(guī)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義之下，徹底在制度上摧毀了仁宗時代定型的宰相對皇帝最高決策和行政權的分享和制衡，而將宰相機構變成君權完全的下屬，從而在制度上將他從王安石手中接過的權力固定化。從此，神宗真正實現(xiàn)了乾綱獨斷。

　　家居的王安石得到元豐改制消息的第一時間發(fā)出了驚訝的感嘆：“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卻不曾商量”，這一聲嘆息的背后，當是直到此時，他方才明白神宗真正的目的和手段。

　　既然原本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對于想要皇權獨攬的神宗來說，一個團結昂揚分享權力、制衡皇權并且隨時監(jiān)督的士大夫階層是他在權力道路上真正的敵人。

　　于是隨著神宗的親手操作，在“變法”的大旗之下，士大夫階層被成功的撕裂成對立的兩派，有研究者清楚的指出“士大夫階層的分裂，并非變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階層的分裂（原來堅持變法的只有少數幾個人），而是宋神宗通過近20年的變法培養(yǎng)了一個變法派官員集團，即新檔官員。新檔集團與新法共存亡，沒有新法就沒有新檔官員的官位。”其之所以產生和壯大，均依賴于神宗皇權的支持與庇護，因此與原來的士大夫集團相比，他們對于皇權的依附大大加強。而在扶植起新檔集團的同時，神宗對于選擇反對新法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打擊，雖然限于祖宗之法的束縛神宗的打擊尚不算殘酷，但產生的示范效應是明顯的--順從皇帝心意的，可以登上高位手握大權，反對皇帝意愿的，終將受到打壓。在這個示范效應之下，士大夫階層終于撕裂。而在以政見劃分陣營的兩派之上，是皇權借以擺脫監(jiān)督和束縛，反過來對士大夫進行威逼利誘最終將之收服為權力附庸的政治趨向。

　　簡言之，無論是號稱“富國強兵”、“摧抑兼并”的熙豐變法，還是聲明恢復前朝（唐）規(guī)整舊制的元豐改制，其最終的路徑指向和背后的根本效果都是取消一切對皇權的制衡和監(jiān)督，去除一切對皇權的直接運行造成“阻礙”的分權和反對的可能，最終造成神宗乾綱獨斷的政治格局。

　　神宗成功了，元豐改制之后，宰相機構已經成為皇權腳下唯唯諾諾的奉行者，只有一點殘留的自尊還在維持著士大夫最終的底線；臺諫也已對皇權噤口不言，轉而變成皇權指哪就打向何處的權力打手；士大夫階層按照政治立場分邊站隊的趨向日漸明顯，而無論哪一邊，都將求助于皇權的垂青以試圖將對立的另一派打倒。

　　神宗徹底改變了北宋的政治面貌。

　　神宗親手搭建的，是一個最合適“明君”、“大帝”發(fā)揮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他可以不受干擾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去實現(xiàn)冀望已久的遠大理想。

　　但意愿和現(xiàn)實之間畢竟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神宗晚年一手指揮的對西夏的大規(guī)模進攻在他強烈的個人意愿的遙控指揮下慘敗而回已經預示了這個充滿皇帝一廂情愿的政治體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皇帝決策錯了怎么辦？所有錯誤的決定都會被高效的執(zhí)行。一旦皇帝不是“明君”……可傳統(tǒng)皇帝制度下狹窄的繼承人選擇面決定了，將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而將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只能是制造加速崩潰的悲劇。